今天上午9时，缪先生转达周师母报来的不幸消息：周志高先生于昨晚（18日）去世，享年80岁。我知道他病重，但还是未料到会匆匆而别，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最后一次见到周老师，是2024年2月22日，那天下午普陀区政府为他举行图书资料捐赠仪式，他捐出了自己珍藏的一万余册书，其中有几十年一本一本积累起来的全套《书法》、《中国书法》杂志。仪式简朴，现场只请了少数朋友，我作为他的学生应邀到场见证。这些图书、杂志，他1964年在朵云轩从业以来一本本地收藏，有着珍贵的文献价值，有着他自己一生的感情。那天周老师特别开心，戴了红围巾，后来才知道此时他是80虚岁，在做一件有意思的事情。
我是周志高的学生，不是拜他学书法，而是向他学出版。1972年11月，我们中学毕业有250人到出版系统工作，第一站到奉贤“五七”干校劳动，周老师是带队老师、学生排长，我是副排长，朝夕相处了半年。从此也有了50多年的师生缘。
他长我10岁，那时仅27岁已入了党，是书画社的优秀青年编辑，故委派来带教我们学生。在荒凉的奉贤海边，他与我们一起搬砖、和泥、建校舍，空余时间带我们读书、出墙报、组织活动。有一天下雨可以不出工，我在草棚的宿舍里练书法，他进来看见，拿过毛笔写了一些字，看了他的字吓了我一跳。因为我是无师自学，看他写的字好比字帖里的那样好，真惊为神人，崇拜极了。
后来我知道他毕业于出版学校美术专业，书法拜胡问遂先生为师，从小打下了功底。上海出版学校在困难时期停办了，但毕业的那几期学生在上海出版界是实力派专业干部，包括周志高、马成名、茅子良、陶雪华、岑久发、沈毓琪等，周志高是其中最拔尖的人才。
半年以后，我们有36位同学被周老师推荐入朵云轩（上海书画出版社）学徒。我分在木刻雕版书刻版，他在编辑部，工作没有直接联系。但他一直对我们特别关心，加以培养。记得有一次他对我和师姐林玉睛说，“你们政治上要积极争取入党，但在书画社专业不好是站不住脚的，没有人看得起你。”他的提醒，影响了我一辈子。当时，周老师还是单位的团支部书记，我们一起过了一段时间的团组织生活，有一天他说自己超龄了，推荐我担任团支部书记。我们单位200多人，青年人有七八十，我知道，这是老师让我更多地得到锻炼。
在我的认知中，周老师是全国书法界的领军人物、事业的促进者。在这个古老的行业，有两种人在起作用，一是人品书艺皆高的文人书法家，他们以人格魅力和超人书艺，树起行业的旗帜，引领人们热爱书法、发展书法。还有一类是在书法创作、教学、出版等专业岗位都起着组织者的作用，推动行业的持续发展。以周老师为例，他的书法很有功力，在行书、隶书方面创出了个性。但他的历史性贡献更多的在于出版以及相关的活动组织。中国书协成立时，他很年轻，已是第一届书协为数极少的常务理事，也引来了他人的羡慕和妒嫉。
记得七十年代，他以我社的平台，借调一批青年书法家在我社衡山路237号组织起了“书法作者群”，包括韩天衡、刘小晴、周慧珺等十余人都借调半年至一年来上班，参与专业工作。当时还没有书法协会，这种“组织”无疑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周老师一生最大的贡献是创办《书法》杂志，说起来总是提集体的作用，但他无疑是最重要的创办人。是他反复地向领导建议、出版试刊，获得了各级领导的支持。书法伴随着文化和信息传输在我国有数千年的历史，但我国没有专业杂志，而近邻日本当时已有200多种，所以中日书法交流我们落后了一大截。周老师创办《书法》时，费了很大的心力，他居然请到了郭沫若先生题写刊名，请到了一大批书家、文人来写文章、发表作品；让那代人的文章有发表的机会，如果当时没有平台，会大大减弱一代名人的写作冲动。
《书法》杂志不只是学术，最多时发行36万册，还是我们单位的盈利点。有了全国第一本《书法》，我们单位的其他出版事业也被带动起来，《历代书法论文集》、《书法知识丛书》、《历史法书萃英》（丛帖）、学生字帖也相继出版，有的印数达数百万册。后来又创办了《书与画》、《书法研究》两本名刊，周老师也是重要的推手。当时《书法》来稿太多，还有一些高端的学术论文难以发表，周老师建议在《书法》之外创办《书法研究》，但具体主编工作后来是由吴惠霖、戴小京先生执行完善的。
周老师依托《书法》及出版社平台，不仅成为一位出版家，还是一位社会活动家。他这个人“金点子”特别多，一个接一个，而且善于组织，让活动落到实处。在没有书协的时代，他组织的全国性活动填补了当时的很多空白。比如他组织全国第一个书法大奖赛，第一个全国篆刻大赛，第一个全国书法理论研讨会，就是通过活动，让一些艺术家、艺评人脱颖而出，得到发展空间。比如上海南汇的晚清秀才苏局仙老人，就是“养在深闺人未识”的，但在周老师组织的全国书法大奖赛中被发现、选拔出来。那个时代强调一个人的贡献是要带动他人成功，就是常讲的“满园春色”，周老师就是这样，以一己之力，让更多的人得到机会，发光发亮。记得80年代的书画社编辑部，当时从社会集聚了一批书法人才，除方去疾、王壮弘以外，引进了许宝驯、高式熊、潘德熙、刘小晴、吴建贤、方传鑫、吴惠霖等，年轻一点的有戴小京、沈培方，让我社出版了一大批高品质的读物，而其中很多人由他推荐引进，或者与他合作共事，做出成绩的。
很多人退休后失去了原先的平台，就不做什么事了，而周老师恰恰相反，有一段时间他在北京主持《中国书法》的编辑工作，融入了北京的文化圈，焕发了青春。在周慧珺主席之后，他又回到上海担任了两届上海书协主席，事业和个人是双双再度发光，这显示了他的真实功力和魅力。书协主席之后，他又创办上海中国书法院，继续发挥余热，服务于业界。
周老师人生的最大一个特点，是终身奋斗，永不言弃，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榜样。他年幼时家境贫寒，远离父母在爷爷身边生活，家里甚至没有一个写字的桌，就是坐在小板凳上，把条凳当桌子写字。但他1961年在出版学校讲师中结识胡问遂先生，从此刻苦学书，有非常好的楷书基础。后又学习行草、隶书，晚年书风大变，形成了个人面目。一个人在出版成就以外，书法又如此有高度的，在我的阅历并不多见。在工作上他从不言败，比如组织重大活动，很多事情在当时有很大的难度，没有他执着地一个一个地拜访、说服那些领导、名人们支持，是很难实现的。
周老师一直在书画社工作，他对单位、老同事一直深怀感情。去年当他获悉久居纽约的马成名先生想回上海举办人生的第一个书法展，就对我说马先生是他出版学校的同学、朵云轩的老同事，一定要支持把展览办好。他提议上海中国书法院担任主办单位，建议我在马先生作品以外，增加老同事的作品，我们采纳了他的意见，展品扩充到24位海派名人的作品，其中有13位是朵云轩的老前辈。他在7月30日还从长白山发来了一篇序文，对马成名的书法和鉴定成就从专业角度给予评价。我想，这大概也是他自己写的最后一篇文章了。
我个人也是周老师的学生，70年代他曾引领过我学书法，但我后来向管理发展，没有成为他的书法弟子。但他一直关心我的成长。我退休以后热心公益文化，他也积极支持，无偿地为基金写书法。长青文化基金成立五周年时，他亲临会场祝贺，献出了亲写的大红贺幛“细水长流”，勉励有加，希望我们坚持下去！
在此谨以此文向周老师表示崇敬和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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